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践调查为依据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是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深刻现实运动，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逻辑推演。《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以现实世界的实践为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不断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共产党人提供了理论指南。
实践的理论离不开调查研究。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通过实地调查，先后发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公开维护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的利益，揭露资本主义法律和官僚体制的虚伪性。移居巴黎后，马克思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革命实践中与恩格斯共同撰写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大批经典著作，这些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焕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
恩格斯曾历时21个月深入到英国工人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间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并于1845年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旧民主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立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他之所以选择英国工人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只有在不列颠帝国，而且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
列宁在1893年写出《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和《论所谓市场问题》, 1899年初写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对当时俄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成果。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带头调查研究，听取农民的意见，掌握余粮征集制实施的实际情况，逐步推行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新经济政策。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时期每到一处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1930年在《寻乌调查》的前言中，毛泽东同志说：“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但是这些调查报告在极端恶劣的大革命和井冈山时代损失了。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留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七篇调查报告。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指出离开实际调查会导致唯心主义进而出现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的巨大危害。在此文中，他还对调查研究的方法进行具体细致指导，如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少好，以及要定调查纲目、亲自出马、自己做记录等。
邓小平同志认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他反对轻率地拍脑袋决策和走马观花的调研，在决策前首先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1961年，为进一步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邓小平同志亲率调查组到东北调研，仔细询问群众生活等问题。为考察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等目标的现实性，邓小平同志1983年至1984年间，先后到苏浙沪等地调研。陈云同志曾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习近平同志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他15岁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村插队落户时就已显现。回顾农村插队的七年，他认为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实事求是。在他担任梁家河村支部书记期间，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力气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劳动中“非常下力气”和农村的壮劳力干一样的活，干的活“比社员还要多”。《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记录了他当场调查摸底的粮食分配方式，让群众心服口服，认为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当时，村里接到上级分下来的第一批救济粮，涉及填饱肚子的分粮问题，大家互不相让，习近平同志决定当场到各家各户去看，存粮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10点多一直到凌晨5点把各家存粮弄清楚，再以存粮的多少分配救济粮。从散会到考察各户存粮实现无缝对接，没有人有机会投机取巧。
习近平同志说：“我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凡事眼睛向下，先当学生，不耻下问，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二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从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到上海，每到一处任职，习近平同志都要跑遍所辖区域。2001年，习近平同志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提出要走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正是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对农村问题深入调研和思考的结果。《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在2002年至2006年主政浙江期间的调研讲话节录。习近平同志说：“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并在实践中逐渐跑透了浙江的省情市情县情”。
调查研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宗旨的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了调查研究的内在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回答的是为了谁，依靠谁和服务谁的问题，是确定调研对象、目标、方法的指南和衡量调查研究成果的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规定了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调查研究是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过程。共产党人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习近平同志强调：“调查研究多了，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本领就会大起来，我们的认识就会产生飞跃，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浙江安吉调研，当地一方面因污染严重关闭矿区，积极探索绿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又担心GDP数据下降。习近平同志看到这一实际情况，充分肯定绿色发展，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经过十多年的治理，以安吉为缩影的湖州成为“生态美、产业绿、百姓富”的生态文明建设样板。
调查研究是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在调查中与人民群众直接打交道，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和呼声，反映群众的诉求，与群众建立深厚感情，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当他们体会到调查研究是真心实意地关心帮助他们，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他们才会讲真话、吐实情。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他谈到在兴国调查时，开始几个农民不理解、充满疑惧，后来发现调查人员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们时，就毫无拘束、无话不谈了。最终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真实、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紧抓不放、切实解决，给群众满意的答复。
调查研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作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方面面。
调查研究与党的作风紧密相连，调查研究的实质是党的作风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作风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与事业成败。毛泽东同志曾说，“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而在这些举措中，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始终是重要内容，其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指出“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从理念思路战略的形成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调查研究在其中扮演着基础性的重要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成为高频词汇，无论从顶层设计的全局角度，还是从具体操作的微观视角，比如精准扶贫强调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所强调的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经过五年多不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显著进展，全面深化改革的立梁架柱工作基本完成，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逐渐完善”，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作者：孙晓霞，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办公室）
